满族源流

都阳

（一）

    清史大家孟森在其著作《清史讲义》的开篇谈到一个中国历史的有趣现象：新王朝的王室在取得政权后，都会把自家祖先追认为以往的某个名仕达人，比如李唐把老子李耳追为先祖、朱明硬说自己是朱熹的子孙等等，历朝历代概莫能外。然而孟森认为，这些攀附显达的做法——不管是“唐祀老聃”还是“明尊朱子”，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，“究属荒幻”。只有一个王朝，满人建立的大清，能够真正有底气地历数先祖们的辉煌业绩——因为清的先人，从“海东盛国”渤海，到压得南宋只能偏安一隅的大金朝，“以发达言，称王称帝，实已一再”。
    满族所走过的历史轨迹，实在光辉璀璨。
 

（二）

    历史上，满族的先民世居在东北亚广袤的森林地带，在“白山黑水”间以采集和渔猎为生。早在禹定九州的上古时代便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，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“肃慎”人，便是满族的最早先民。在而后的文献记载中，这些人的族名称谓屡经更改：从战国时的“挹娄”、南北朝时期的“勿吉”，到隋唐时期的“靺鞨”“渤海”、北宋至明代的“女真”，直至17世纪之后的“满洲”，都是今日满族的先祖。察其族名屡变的原因，一般有两种解释。一种认为先民们因为生计或形势的需要，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频繁的迁移，族名也就随着所居地的变化而“就其山川之名转变” 。另一种则说，这些满族先民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内部的发展并不平衡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强盛的、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往往是不同的部落，这些强盛的部落在迁徙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其他力量，形成新的共同体，建立国家，而该部落的名称也就进而成为整个民族的族称。显然，后者的解释更符合历史的真实。自唐以降，满族先民们的历史活动就不断呈现出这个特点，他们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周期性地兴起，一次次围绕不同的政治中心兴起并建立政权，不断试图入主中原，且一次比一次的疆域更为辽阔，国力更为昌盛，由渤海至金再到清，达到巅峰。
    公元7世纪末，一部分靺鞨人东迁，后定居于松花江上游、长白山北麓，建立“振（震）国”。公元713年，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“渤海郡王”，自此以“渤海”为国号。渤海国疆域辽阔，南至朝鲜半岛北部，东抵日本海，北至黑龙江下游，西南方以今辽宁开原至安东的斜线与唐邻境，有“五京、十五府、六十三州”之说。其享国年岁长久，前后传国十五世，凡二百二十九年。渤海国国力强盛，无论建置官守还是典章文物都蔚为可观，被称为“海东盛国”。这是满族的先祖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开国称孤，其表现就如此的不同凡响。
    公元1114年，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，次年于会宁府（今黑龙江阿城）称帝建国，国号大金，取其“坚固锋利、不变不坏”之意。随后金兵势如破竹、如铁削泥般的攻势 也的确应了这种希冀：1125年灭辽，俘辽天祚帝；1127年灭北宋，俘徽、钦二宗；而后降服南宋、西夏与漠北塔塔尔、克烈等部落，称霸东亚。随着金兵入主中原的还有女真族的一整套迥异于汉文化的文化体系，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原大地相遇，碰撞，震荡出许多崭新的文化成果。这其中，医学的成就尤为壮观。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“金元四大家”，就有三个出现于金朝，不能不说是一次医学的大进步。金全胜时期的疆域覆盖了淮河以北的整个中国北方地区，远超过渤海国全胜时的疆域。满族的先祖们“再为帝王”的功业比起第一次，又实现了大踏步前进。
 

    满族的先祖试图南进并入主中原的决心之炽、频率之高，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倍为引人注目。有国外汉学家论说，在国家出现分裂，群雄并起征战不休的时候，由满族出手统一中国的北方以至全国，几乎成了这个“民族的事业”。这事业在16、17世纪时清对全国的统一的时候达到巅峰。公元1616年，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兴京赫图阿拉建国称汗，国号金，史称后金。两年后他以“七大恨”为由起兵反明，在随后的军事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。1626年，当时的后金国汗、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“大清”，改“女真”为“满洲”，这也是今天满族族称的由来。公元1644年，也就是顺治元年，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，八旗劲旅席卷中原。同年，顺治皇帝迁都北京，君临天下。清帝国全盛时期的统治疆域北至恰克图，南尽西沙、南沙群岛，西北达巴什克尔湖与葱岭，东南至台湾和钓鱼岛；东北至外兴安岭、乌第河，极东至库页岛。其“疆域之辽阔，管理之有效，都达到了极限，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代盛世。”也是天佑中华，由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开始，入关的顺治帝，以及随后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大清自建国开始空前绝后地连遇六代英主。在这前仆后继的励精图治的努力下，中国社会人口激增，国库丰盈，对外战争屡战屡胜，达至中国历史上“大一统”帝国发展的辉煌顶点。
 

    至此，满洲一系，由渤海至金而清，“千年之间三为大国，愈廓愈大”，最终包涵寰宇，一统天下。

（三）

    中华大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她幅员广袤，民族众多，文明多样。回顾中华文明兴起与蓬勃的辉煌历程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多元起源与多重动力。早在距今数千年的远古时期，在今天的中国疆域内的不同地点，便独立发展出了众多相当成熟且相互迥异的原始文明，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形象地将之称为“满天星斗”。在而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各大文明板块——地处中原躬耕于田野的汉文明，塞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，位居高原雪域佛禅的藏文明，以及东北亚森林地带的渔猎采集文明和南方苗侗傣佤等文明——之间，发生了深刻而绵远的互动，各民族共襄盛举，各文明相互激荡，才织就了今天华丽繁盛的中华文明。
    满族及其先民，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这一伟大的进程中也做出了巨大政治和文化贡献。
    事情依旧要从“海东盛国”渤海开始讲起。现存的考古资料显示，渤海国在天文学、建筑学、化学、医药学以及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其中，医药学的部分尤为独树一帜。史料记载，“渤海国药为中原所贵”，在相当长的时间，渤海国特产的人参、黄明（又称水胶，用牛皮制成的药）、白附子、麝香等药材，都作为珍稀贡品献给中原政权。渤海国崇尚华风，善于学习，与彼时的中原王朝大唐、东邻日本新罗都有密切联系。渤海国极度重视文化教育，曾仿照中原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，并长期派出遣唐使赴唐留学。因而渤海贵族的文化水平往往很高，常与唐文人有诗文唱和。 唐大诗人温庭筠脍炙人口的名篇《送渤海王子归本国》， 就反映了这一状况：“疆里虽重海，车书本一家。盛勋归故国，佳句在中华。定界分秋涨，开帆到曙霞。九门风月好，回首是天涯。”正是在这你来我往的唱和之间，古代中国的东北地区的得到积极开发，渤海国独特的文化也得以与中原腹地汉文化互动互化，并激荡出璀璨夺目的文化成果，最终迈向真正“车书一家”的天下大同。
     金朝的文化发展水平历来得到高度评价，史家称它“一变五代、辽季衰陋之俗”，“大定以后，其文笔雄健，直继北宋诸贤”。名儒郝经说金朝“粲粲一代之典与唐、汉比隆，讵元魏、高齐之得厕其列也”。才子赵翼亦称“金源一代文物，上掩辽而下轶元”。金代文化艺术继辽、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，超过了辽，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，构成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。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“上掩辽而下轶元”的作用，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和文学家，理学家赵秉文，大词人元好问都是个中翘楚。金代的科技成就尤为引人注目，数学、天文学和医学都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：金代最先造出了造酒蒸馏器，也最先造出了中国蒸馏酒（中国最早的造白酒的设备——金代造酒蒸馏器，在河北青龙出土）；关于建解高次方程的天元术在近代获得突破，西方直到十六世纪才达到同等高度；有先进的数学作后盾，天文历算方面也获得发展，颁布了比《大明历》更趋精进的立法。对传统的中国医学来说，金代是一个“新学肇兴”、百家争鸣、承前启后的黄金时代，彼时新说不穷、名医辈出，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东垣与元代的朱震亨并成为“金元四大家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•子部•医学类》评价说：“儒之门户分于宋,医之门户分于金元。”
    与其先民建立的两个政权相比，满族建立的大清无论是治理幅员还是享国时日都远超前代，其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政治和文化贡献更是璀璨夺目。政治方面，有清一代实现并巩固了中国多民族“大一统”格局，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。史家认为，正是满族的少数民族背景和意识，使其能超越传统的夷夏观，放手借用各民族的文化符号来构建共主形象，最终把长城内外真正结成一体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多民族统一的广袤中国这笔政治基业。康熙帝平三藩，收台湾，三征葛尔丹，收复雅克萨，团结蒙古诸部，尊奉达赖喇嘛，使四方来朝，向风而服。满族以少数民族征服者的身份入主中原，却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前、气象高远的策略，本着“因地制宜”“因俗制宜”的方针，以“修德安民”代替“土石之功”，大大增强了蒙藏、回疆的向心力，使长城成为文物，将“大一统”的格局扩展到极盛。“清朝以前，不管是明、宋、唐、汉各朝，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。”，“（清朝）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，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了下来。” 
    在文化方面，一方面，清朝统治者虚心接受先进的汉文化，开科取士，重儒尊孔，由国家出面主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促进了文化的大繁荣。康熙皇帝以身作则，终其一生研学不辍，他精通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还积极引进西方现代科学，从天文历法，到算学建筑，有清一代都取得了卓越成就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满族子弟似乎对文学艺术有着独特的天赋：从词冠绝一代的纳兰性德，到无可争议的最卓越的小说家曹雪芹，以及而后的人民文学家老舍，八旗后裔几乎取得了所有文学体裁的最高成就。另一方面，满族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，伴随着清的入主中原，也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的文化因子，丰富了祖国的文化。如今，满族服饰旗袍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，满族的音乐舞蹈也深受人民喜爱。在满族特殊的生态环境（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北亚森林）和文化结构（萨满信仰）的作用下而产生的满族医药文化，更是源远流长，独具一格，其心理治疗与实体治疗的相结合的方法论，对当下的医学实践仍有所开示。
    今日之满族，以千万人口之众位居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。承袭着祖先的荣光，今日之满族也应当生发出与其人口规模、历史储备、文明境界相适应的宏远抱负。立足于自身独特的文化，在中华民族的文明织锦上，与各兄弟民族一起，贡献出自己独特而华美的丝线。

  注：参考文献[1]周恩来 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》；[2]周恩来  《接见嵯峨浩、溥杰、溥仪等人的谈话》； [3]巴菲尔德 《危险的边疆》； [4]孟森 《清史讲义》